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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波光天地间、日月轮回手中旋、纵身跃进黑洞里、任由空间变时间!---中华环保志愿者,中国现代作家协会,省收藏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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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副市长总结官场四种煎熬  

2011-02-18 10:53:15|  分类: 真实记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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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宗福常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长,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


资料图: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姜宗福。来源:红网

姜宗福常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长,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

相较于网络对其人其书的热捧,在现实生活中,出书以后的姜宗福遭遇的是集体缄默。

曾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卸任后,将自己的为官经历写成了自传体小说《官路》并出版,引发关注。

这个飘雪的隆冬,在极其严寒湿冷的湖南省岳阳市,姜宗福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这个传说中敢于发声的前任官员,个头不高,镜片下的那双眼睛锐利有神,套着一件最普通的深色棉质夹克衫,一口“塑料普通话”(湖南当地对于带口音的普通话的俗称),湘音浓重,言谈间,他常常是眉峰紧蹙,神情看上去颇为严肃,但谈及畅快处,则放声大笑。

姜宗福自认,在写《官路》的过程中,他最看重的就是“真实、原生态”。

最耐人寻味的是,相较于网络对其人其书的热捧,在现实生活中,出书以后的姜宗福遭遇的是集体缄默。

著书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双规’”——《官路》自序的开场白,姜宗福来了这么一句。

事实上,在去年8月间,《官路》就以《我的官样年华》为题现诸网络,在圈内引发热议。姜宗福及其《我的官样年华》,甚至被评为2010年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之一。

姜宗福曾担任副市长的临湘市,为岳阳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总人口约50万,有“湘北门户”之称。这位前临湘市副市长坦言,他所亲身经历的官场,与普通人心目中官员应有的“大权在握、呼风唤雨”的印象,有着太大差异。他总结,自己在这里挂职5年的经历是,每天诚惶诚恐,战战兢兢。

他总结了“官场四种煎熬”。第一种煎熬,是金钱的诱惑,这位特立独行的前副市长,不吝于公布自己的资产情况:每月扣除保险等打到卡上的月工资仅剩2600元,是“房奴”,贷款15万元,还期20年,每月要还房贷904.8元,女儿补课费1000元,妻子下了岗,最近才找到一份工作。要命的是,“收入不高,‘面子’却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续家谱化缘的、亲戚上门借钱的、朋友打秋风要他请客的等等,络绎不绝,“当副市长的时候,当然我可以过得很好,但我不愿意那样去做”。

第二种煎熬,是美色的诱惑,他任职之处尽管离岳阳的家不过40分钟车程,但为了节省油费,不得不周一上班、周五回家,夫妻两地分居,“‘异地为官制度’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这种“不给机会”的代价,亦是煎熬。

第三种煎熬,是难以保持独立的官场人格,“其实要在官场中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许多官员初入官场时,也曾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我一样愤怒至极时,也会当着所有正副市长们的面,痛斥政府某领导和开发商签订的合约,是‘贱约’。可一旦碰壁,要么妥协,要么像我一样选择离开”。

第四种煎熬,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在普通人眼里,副市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其实不然,“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书记、县(市)长和局长手中。副县(市)长所拥有的权力,还不及财政局的一个预算股长”。

他更是大胆地揭了官场的“潜规则”——“比如领导签字就很有讲究。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 ;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点的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就是‘签了字也是空的’。这就是讲究:字怎么签,如何签,怎么签才有效,原来是早有约定的”。

这位前副市长感喟,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

他常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长,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

卸任

纵观姜宗福的官场经历,颇像翻滚过山车。而他作别政界,也被认为是事前没有征兆的,连姜宗福本人回忆这段时,都说,“做梦都没想到,很快”。

去年5月6日,正在开全国防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姜宗福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调令。岳阳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员与姜宗福谈话,决定将其由临湘市副市长职位调至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任院长助理一职。

当然,这次同属平级(同为副处级)调动,让舆论认为是“明升暗降”,哗然一片,“姜宗福的‘被边缘’是堂吉诃德式的悲剧”,有人忿忿不平。

这或许是有迹可循的。此前,姜宗福在当地干过几件 “大事”,机缘巧合,他也自认是,“无形之中,出了名”。

其一是,2010年1月22日,他在红网论坛实名发表一篇题为《张艺谋不是救世主,不要盲目造“印象”》的帖子,炮轰张艺谋的“印象”系列演出,“超大规模投资,表现手法老套,一哄而上的印象派山水实景演出搞乱中国,张艺谋功不可没”。

其二是,3个月以后的4月18日,他再次实名发帖,批评高房价,抨击房地产商“绑架”政府,在姜看来,对于房价的大幅上涨,经济学家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明明知道税收是最好的杠杆,为何不建议政府动用这一武器,而总是鼓吹调金(银行准备金率)、调息?”他也炮轰很多经济学家,“受利益驱使,在影响国家政策”。

“个性官员”、“炮手市长”、“官场凤姐”——他于是得到这般称谓。

这种与官场文化不太吻合的个性,专门挑政府的刺儿的作派,让网友追捧。就这样,他意外地,“红”了。

然后这并非是姜宗福建言的首例。早在2008年,湖南省掀起解放思想讨论热潮之际,他就发帖《我们应该“解放 ”一个什么样的湖南?》,直接建言时任湖南省省委书记的张春贤。

“把政绩从GDP中解放出来,重新构建GHD(国民和谐总值),建立一个高幸福值的和谐湖南”,姜宗福提出。这篇文章,让人耳目一新,也在湖南省全省的解放思想大讨论评比中,获得一等奖。

拐点

2005年,姜宗福的人生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当时,因三峡截流后,游客多在湖北宜昌中转,岳阳的旅游业遭遇极大冲击,时任岳阳市旅游局质量监督所所长的姜宗福在红网发帖《易书记,和您说说心里话》,分析了岳阳旅游业衰落之因及复苏之策,意外地得到岳阳市委书记易炼红的赏识。

甫上任的易炼红阅毕,便将该文以“领导参阅”的形式分发给下属各地市领导。因而在当年10月,姜宗福被点名,调入临湘市政府挂职市长助理。

日后,姜宗福在解释这段非同寻常的调任经历时,总是说,他与易书记在此前“素不相识”,甚至“没有单独去过他办公室,没有单独汇报过思想,没有一起吃过饭”。

在此之前的1992年,从湖北省一所普通学校毕业的姜宗福被分配至岳阳君山公园。仅仅一年以后,他转了型,应聘到了《岳阳法制报》,当一名普通的记者,他也自称是这个报社“招惹官司最多的记者”。

1997年,因全国报刊整顿,姜宗福所在的报纸刊号被取消,他随后被调至岳阳市园林系统。2002年,姜宗福在国家建设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挂职。次年,回到岳阳后,他旋即被调入岳阳市旅游局任质量监督所所长,开始钻研旅游策划的他,脱颖而出,名列“湖南旅游策划界三驾马车”之列。在岳阳市旅游局度过的这两年,以后也被他总结为迄今的人生中“ 最快乐的时光”。

应该说,履新临湘以后,姜宗福的锐意改革的想法,得到了施展的平台。在临湘市任市长助理期间,姜宗福分管教育,当时临湘的学校乱收费相当严重,他于是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公布在岳阳的《长江信息报》上,开创当地先河。

“凡是发现乱收费的,就把校长撤职”,这种高压举措,最初让他“以为这个事情办得很漂亮”。但是,历经一次对当地最贫困的王桥小学的考察,他有了很大的震动。

姜宗福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他看到一个很年轻的小学老师坐着吃中饭,碗里就几根青菜,“脸上很木讷,很可怜的”,他于是走上去跟这位小学老师攀谈起来。对方并不知晓他的身份,介绍说,自己刚结婚,小孩才几个月,老婆没事做,一个月才500多块钱,养家都很困难。当问起学校怎么没给老师们发点福利时,这个年轻的老师就开骂了:过去还好一点,一个月还多发个几十块钱,但是最近市里面调了个姜市长来,不准学校里面办食堂,不准收学生的钱,搞得这几十块钱都冒得 (没有)了!“骂得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倒是不怪他!”姜宗福把校长喊过来,他掏了500块钱,给学校5个老师每人“补助”100元。

事后,他在询问另外一个学校的校长之际知道了,当时尽管国家给学生的义务教育经费不少,到了县里后,“县里没有全部给学校和教育局,大部分都被挪用了,只保证了教师的基本工资,就是所谓‘裸体工资’,其他的都靠学校自己去挣,很多学校就养猪啊,乱收费啊……乱收费的原因在政府,你扣了他的钱,你该给他的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所以很多学校一开学的时候,连买粉笔的钱都没有了”。

“后来国家不把这笔津贴直接打到教师的账户上去,教育乱收费到现在也整不下来!”他开始思索许多单纯表象之下的深层症结,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两年后,姜宗福始任临湘市副市长,主管旅游。他刚到临湘时,临湘一年的门票收入只有20万元,他后来相继策划了“银沙滩空中婚”、“十三村文化庙会”、“崔健银沙滩摇滚音乐节”等多项旅游节目。到他卸任时,当地门票收入已近千万。这至今让他深感欣慰。

他的改革,就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他一度被80多封告状信包围,其中包括举报他“包养情妇”等等,虽然后来,岳阳市纪委、组织部的调查结论是“举报不属实”。因而,在面对一个强大体制沉疴时,他常常会深感势单力薄。

作为分管的副市长之一,他在决策的时候不喜欢“走过场”。临湘有一片独特的银沙滩资源,作为分管旅游的副市长,姜宗福极力反对卖掉这片留给子孙的资源,为此,他曾经和时任的主管工业、主张卖沙以创造更大财政收入的一位副市长发生过激烈的言语冲突,“当时卖沙子是用集装箱往外运哪,还好卖得不多,因为储量太大了”,“那我是坚决反对。我在临湘最大的功劳就是把银沙滩这片资源保住了”。

寒门

在42岁的姜宗福看来,自己身上的这种批判性,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

他出身寒门,兄弟姊妹七人。“我从小就是在那种很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因为他的父母当年成分不好,又都是孤儿,加之当年下放到农村以后,前面一连生了4个女儿,“在当时是很受欺负的,在农村,人家一打,就打上门来了”。

他难忘的是,在他儿时,他的父母常常起早贪黑种蔬菜,每天早上4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他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父母归来。

而他身上的这种天生的“反骨 ”,似乎在少年时代,就有所彰显。念初中时,学校规定,除学费外每个学生还要交 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当时,他的父母落实了政策,在镇上开了个小诊所。开学一周之后,他的父母还没有凑到钱,学校的教导主任于是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姐弟三人赶出教室。他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感觉“很受伤害,就很叛逆 ”,于是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看到了,便立马通知这个“捣蛋鬼”的父母,将他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那个时候也没想到什么当官,反正就是希望自己哪天能改变这种现实,大家读书能够不交集资费”,他而今回忆。直到后来,一个好心人觉得,这个小孩子叛逆精神蛮强、将来说不定有出息,主动帮他联系学校,他才因祸得福,转了校。

也是在多年以后,姜宗福才将自己身上这种叛逆情结与“公民意识”四个字对上了号。

让岳阳闻名的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忧乐文化”也常常被姜宗福挂在嘴上。15年之前,他甚至写了一本《我想当总理》的书,“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2009年年底,姜宗福写了一份“工作检讨”,实名公诸网络,总结了他5年来的挂职经历,并反思当地旅游发展。感慨良多,不无遗憾。

他并不掩饰自己身上那种挥之不去的文人情怀,即使遇到弯的时候,也不肯转,“本身我自己也是这种文人情怀太重的人,在官场上也确实不适应”。尽管在旁人看来,这是有点落伍的“天真”。

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桀骜不驯,也并未获得太多认同。有个上司曾给了他一个评价,“能力很强,个性更强”。包括妻子,都认为他爱“多管闲事”。在网上发帖中,他提到自己每月都要还房贷,这让还在念初三的女儿感到,老爸的做法“很没面子”。

卸任后,他的失落不是没有,却不会轻易对外人道。他坦言,自己是“官场异类”,也深知,自己的“官路断了”。满腔抱负,壮志未酬,徒有“郁闷”。跟记者谈及此处时,他的眼眶不由地变得湿润起来。

在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姜宗福的虚职是院长助理,实职是经管系书记兼主任。他依然常将“改革”两个字挂在嘴边, “我很要强,只要给我一块地,我就想去种东西”。一个稍微值得安慰的地方也许是,在学校比当副市长期间的月工资高些了,他自嘲,“生活改善了,一年所有的收入是4.8万元,比原来日子好过多了”。

“我现在的爱好,一个是批评,然后就是写书。未来做学问是肯定的”,他正在写两本书,《颠覆说文解字》和《瓷道》。做这些事情,让他获得尘世生活中的幸福感。

最终会在哪里安身立命?他边走边看。

谁扒了官场的裤子?

我像官场的卧底,扒了官场的裤子,让人家都不高兴,就好像一个得过“非典”的病人——被完全孤立了。过去那种前呼后拥的风光日子永远不再有了。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确实想干事,有点政治理想的人,早早地离开了官场?

“你扒了官场的裤子,人家肯定都不高兴”

新民周刊:写《官路》这本书,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姜宗福: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写内心的感受,写亲身的经历?我写这本书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个很真实的官场,让大家知道官员心里在想什么,把这个情况反映出来,让高层、给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一些思考:究竟这个政治体制应该怎么改?我就是要让高层了解一个基层官员的真实情况。

新民周刊:你一直强调在写亲身经历,《官路》出版时你虽然用了“普扬”的化名,但这本自传体小说以第一人称行文,让大家会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这样你昔日的同僚与领导看了肯定会不高兴,你心里有没有过衡量?

姜宗福:肯定有过衡量。我说过,我像官场的卧底。你扒了官场的裤子,人家肯定都不高兴,无形之中就把你自己孤立了。

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孤立了。我好像是曾经得过一次“非典”的病人一样——人家就这么看我。也不会有哪个官场上的领导,跟我很深入地交流;原来的同僚,看到我就是很平常地打个招呼,很礼貌地点个头这样的。

新民周刊: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人向你表达过不满或不高兴之类的么?

姜宗福:那倒没有。如果当初是真名真姓写出来,可能会有人找我理论理论。但现在,谁敢跳出来对号入座呢?他不敢跳出来了。

新民周刊:这种对于你的疏离,是在你出书之后产生的,还是一直如此?

姜宗福: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非常沉默,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起这个事情,也没有哪个过去的同僚主动打电话问问,不像我炮轰房价、炮轰张艺谋的时候,会有人打电话说你出名了之类的。接着,有很多人偷偷地打听书里写什么,担心把自己卷进去。第三个阶段,当然有些人就不希望这本书出版了,我在微博里有句话,虽情非得己,但总算见了阳光。很耐人寻味。

新民周刊:你的写作过程,还算顺利么?

姜宗福:不是很顺利。我去年5月6日离开临湘以后,大概七八月份就住院了,痛风结节,动手术切除,动了11个地方,也很痛苦。我住院将近一个月,是在医院里用电脑写出这本书的。我老婆天天跟我吵架,不让我写,我老婆觉得很恐惧啊!到现在为止,她还是觉得很恐惧,她就是怕别人报复嘛!因为你揭露了好多官场里不该揭露的东西,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被别人打一棒子,不省人事,你也搞不清楚,就完了。这个危险,也可能存在。但我跟她的想法不一样,毕竟是法制社会。另外,我的书里也没有具体写哪个领导贪污腐败什么的,我主要是写一种官场生态,当初因为信息不对称,他不知道你书里面究竟写什么,以为你曝了一个腐败大案,把他卷进去。

新民周刊:你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纠结过吗?

姜宗福:当然是有恐惧的。但我这个人向来做事胆子很大。我认定了要做一件事情,不会去考虑什么的。有人认为我是为了泄愤,是心理不平衡,还有人觉得我是要整一本畅销书出来赚点钱,并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心血来潮。早在4年以前,我就跟《女报》副总编辑樊舟聊过想写这本书,那时我已经在临湘市做市长助理了,我跟他讲,真实的官场和我们了解的官场,太不一样了。

官场“潜规则”,大家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

新民周刊:你暴露了领导签字很有讲究这些“潜规则”,你后来想过会引起外界的关注吗?

姜宗福:签字的技巧是从中国的古代就传下来的,只是现在的人把它用得有点登峰造极了,包括人家找领导批条子、打招呼等等(都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不会去签字、发短信,不会亲自去打电话,那就要通过秘书的方式,推得干干净净,叫作不留痕迹……像这样,都是公开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当时在书里写出来,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这就反映了官场和民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始终觉得官场是很神秘的一个地方,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而且这都是一种生存本能。

新民周刊:你书中提到你朋友教给你“十八条官规”,以及你总结的“官场四种煎熬”,这些是怎么来的?

姜宗福:那是官场里面的“潜规则”,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的事情。实际上,我的书里、言论里讲的这些“潜规则 ”、官场弊端,官场上是人人尽知,大家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讲真话不容易,大家都在讲假话的时候,你讲真话,你不是个傻子吗?人家就把你当成傻子!

新民周刊:你觉得你自己吃了讲真话的亏?

姜宗福:那当然!我吃了很多亏,都是因为讲真话!但这个是骨子里面的,改不了,也没想过去改。

前几天,我老婆都在怨我说,其实好多事情,只要你说出来,就可以改变。我就是不说!我老婆那时候调工作,前任的那位培养我的局长,对我非常好,只要我跟他讲,即便是开玩笑地讲,我老婆不会像现在这样赋闲在家里、打打零工。在临湘,我当副市长的时候,我只要跟我书记说一下:我老婆下岗了,能不能重新安排一下?也可能她就调到财政局或什么单位去了。但我就是不开口。我老婆逼过很多次,我就跟她讲:你到外面随便找个公司打打工,也交“三金”,也有退休工资,何必去求人呢?好多时候开个口还是很容易的,也并不掉什么面子,但说穿了,我就是不愿意求人,不愿意屈服。我到现在还是这个观点。这是性格决定了的。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你在书中提及,你在当副市长期间,经常孤独地在食堂吃晚饭,那时你的心里会感觉失落么?

姜宗福:基本上是这样的。我开玩笑说,我是“常委”叻,食堂的“常委”!

肯定有失落感的。一到吃晚饭的时候,人家都有人请,高朋满座。只有像我这样的人,一到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女厨师帮你做饭,吃完就走人。实际上不是我没有饭局,是因为我这种性格导致了(这种局面),别人不愿意喊我,我不喝酒,一天到晚又很较真,又不去唱歌,又不去洗脚,什么都不搞,也玩不来。

新民周刊:你也提到,“现实是财政很穷,官员很富”。

姜宗福:是啊,这是事实。人家住个党校就能敛一笔财,只要一个副市长、副县长在党校学习,那么你分管的线上的人或跟你有利害关系的人都会去看望你,不是白看的,是送红包的。像有的领导,他住党校一个月,那笔收入是不少的。

新民周刊:你说过,要在官场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

姜宗福:是啊,就是跟大家和稀泥嘛,人家来了,你收,人家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嘛。那大家才高兴呀!比方,一个领导如果进娱乐场所的话,你是下面哪个单位的,陪他去,如果你给这个领导喊一个小姐而你自己不喊一个的话,那个领导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只有他叫一个小姐的时候你也叫一个,这才能融入,他才对你有一种信任感。很简单,在官场混,也就这样。

新民周刊:你理解的官场上那套常规的东西,是什么?

姜宗福:就是戴着个面具吧。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官员成了一种职业了,现在官员缺乏理想。这种职业最可怕的是,现在开始“世袭”了,“官二代”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个副市长,是鸡肋”

新民周刊:有人评价你从记者到官员的转型挺失败的,你赞同么?

姜宗福:不能叫失败,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性格的必然。如果我要选择继续做官,我改变就是了。不该说的我不说,该说的好话我一样地说,又不是很难。但我觉得,说假话没意思。

新民周刊:在临湘当一个副市长,权限到底有多大呢?

姜宗福:权限很小,跟外界想象的不一样,一个副市长的权力,基本上是协调矛盾,没什么权。这个副市长,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我当这个副市长,全年的所有公务开支就1万块钱。是有专车接送,但包括车辆保险、维修、用油及司机补助,都要你自己弄。别人不知道,以为好风光。

但为什么人家都要去当这个副市长呢?因为它是个台阶,你要当市委书记、市长,不经过副市长这个台阶,上不去的。毕竟做副市长,有一个光环。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当局长时,财富已经完成原始积累了,再到副市长这个职位过渡一下,清闲两年,又到了更高的位置上了。

我就有一个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先革副县(市)长的命,不要设置副县(市)长这个岗位了,政府这边就设一个市长、常务副市长就可以了,因为副市长这个岗位有两个不好的地方:其一,设立了这么多岗位,让下面层级的领导看到有位子可以去争权夺利;其二,多了一道中间环节,起不到任何作用,是政治资源的浪费。

按照我的想法,成立一个政府管理委员会,县(市)长和常务副县(市)长是主任和副主任,局长就是这个政府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一旦政府有大的行政决策,整个政府委员会开会,讨论以后,由市长提交方案到人大和政协,人大和政协通过以后,最后由常委会拍板。就是实行一种“组阁制”,各个局长由市长点名组阁,层层下去,就打破了一种官员的终身制。但你如果不干了以后,国家要给一笔退休金给你。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改革的代价在哪里?我们国家要花30年来消化目前这批臃肿的干部。

新民周刊:比如,你在担任像临湘这样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招商引资中,在面对那些开发商的时候,你会有心理优势吗?

姜宗福:绝对是有心理劣势!招商引资很困难。现在开发商是大爷,每一个开发商到那个县城里面去,都是警车开道,生怕留不下来,你只要能跟他签下来,那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新民周刊:你在临湘从政包括担任临湘市副市长的时候,心理上的感受究竟是怎样的?

姜宗福:我的感觉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起伏。首先,在做市长助理的时候,那时候感觉自己就是副市长,我是带着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去那个地方搞改革,去研究一些很前沿的问题,包括农民问题,也做了一些努力,那时心比天高,踌躇满志,可是说天很蓝,阳光很灿烂,觉得如果自己在这个岗位上好好干,将来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我最开心的阶段应该就是做市长助理的时候,那时刚来,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知道会受伤害,有种无知者无畏的感觉。

但经过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受伤害,第二个阶段是很消沉的,第一年当副市长,倒过来,反而觉得自己是市长助理了,因为搞教育体制改革时,你涉及到人家太多的利益了,人家就不希望你在这条线上面干下去,希望换一个融入的人来做,人家铺天盖地告状,那时我就被架空了,基本上没了分工,天天就是协管,协助另外的副市长管。

第三个阶段很复杂,在事业上面觉得有成就感,但感觉前途很迷茫,那时已经明确我分管旅游,我把全部精力放到旅游上面,把临湘旅游真正地从无到有、到在岳阳地区比较强,发展起来。但在政治前途上,越来越郁闷。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就是因为说真话已经得罪了不少人了;另外,因为搞改革,也直接得罪了一群人;第三,人家也很戒备我,因为怕我一换届要占位子,我们属于“空降系”;再加上,我跟组织部领导、岳阳的领导都不沟通,不来往。我心里也知道,在这个官场走下去,可能很难了。

新民周刊: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姜宗福:我在临湘的这5年,我最失意的时候,就是读书。就是在第二个阶段,我被悬空的时候,我极度空虚,想做事却无事可做,你协管,手不能伸得太长吧。那个时候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你说一个副市长,天天晃来晃去,就是关在房里,自己看书,找目标……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每天晚上我的办公室灯火通明,秘书科都知道。那时文学成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每当我最失落的时候,就想到了文学。在我得意的时候,反而没想到。

“我现在是变成了一粒沙子”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网络对你的关注?

姜宗福:我不太关注网络怎么看我。因为网络这个东西,褒贬不一,没必要去在意它。在喜欢发帖的人中,我最另类的是,一般我发表观点以后,我不回应,发了就发了,从来不会跟别人去争什么东西,去扩大事态,去针锋相对等等。我觉得真没必要。

新民周刊:网络走红,给你带来了一些好处吗?

姜宗福:说实在的,网络走红以后,还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好处,我的知名度提高了,老板出钱请我下海。有个老总找了我一个多月,当时出百万年薪让我去当房地产公司老总,我没去。我真实的内心想法是,因为我当时是批评房地产商“绑架 ”政府的,如果我回过头来为了这百万年薪去投靠一个房地产商,那我就没有尊严了,人家就会说你把自己卖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有时候好多事情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你得到了金钱,你失去得更多,你可能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了。

新民周刊:对于尊严,你怎么看?

姜宗福:我特别看重这个尊严,我走到哪个地方,都注重这个尊严。因为在官场上面,官员是最没有尊严的。你们看到的,是老百姓的一种错觉,是表面上的尊严,但内心是最没有尊严的,因为他要不断地往上爬,要往上爬,就要卑躬屈膝。

我这辈子就是把尊严看得太重了,我不愿做任何伤自尊的事情。做不出来。因为我从小是由极度自卑变成了极度自信,我过去很自卑,不是像别人那种自暴自弃的自卑,就是孤立自己,你们看我不起,等着瞧,我就谁都不理。包括我读高中,我基本上与同学都不来往,都是自己默默努力。我念高中时,(上世纪)80年代,我爱上了文学,给自己定的目标太高了,不知天高地厚,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为这个目标,默默地拼命地写、搞创作,书都不读,所以到现在英语很烂。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那种极度封闭,自卑。

新民周刊:在一些公共事务上,你希望做意见领袖吗?

姜宗福:我希望发表我的意见,并不一定要去做意见领袖,参与也可以。但我要保证我每一次提出来的意见是原创的,不是去附和别人的。

新民周刊: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在网络与现实生活中你遭遇了明显的反差,对此你怎么看待?

姜宗福:我习惯了这种反差。我炮轰房地产商、炮轰张艺谋,并不是追求特别红,我又不是一个娱乐明星,不靠这种娱乐新闻去赚钱,发帖子又没有稿费。就是我看到不舒服的事情,我就要有感而发,我就要写东西,我批评的意识太浓了!其实这又好,又不好。好在,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以后,心里很痛快;不好是,人家眼里容不得沙子,我现在实际上是变成了一粒沙子,有时候无形中得罪很多人。比如,那天下很大的雪,明明街道要结冰了,我们岳阳环卫处还在按部就班,洒水、冲洗街道,我当时就很不高兴,就在微博里写,这无形之中就伤害人家了,环卫局长就是我同学。

所以,批评这个东西,是双刃剑,很容易伤害别人。

“我基本上官路断了”

新民周刊:你现在做的这个院长助理,是一个怎样的职位?

姜宗福:是个闲职。过去院长助理这个职位是不要通过组织部研究的,只需要院里备案,因为我们院是副厅级单位。但我这个院长助理,是通过岳阳市委组织部下文件确认的,我还属于岳阳市委组织部管的干部。就是这种很尴尬的职位。

我现在在学院里很传奇的。当时我们院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四顾茅庐,要我兼这个经管系的主任。经管系有个旅游专业,他也知道,我是搞改革出来的人,还是有点办法。我就把这个担子接过来了。当时民院的职业教育这一块很薄弱,而且招生数量急剧下跌,我接管的经管系2010年招了97个学生,而此前是297个,一下子跌了200人,那么800人规模的一个系,可能玩3年就玩不下去了。我认为,我们高职院校缺少的是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不改革不行,那样不仅我的经管系办不下去,整个我们全国的高职都会面临很大问题。现在我也担心我的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

我刚到学院,学院对我的看法也很复杂,有一种是,学生、老师都想求变,希望有个人站出来去改革,我现在就是站出来的这个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觉得,步子迈得过大,他们也受不了,觉得你的商业化意识过浓。年终考评的结果,全院的选票中,选我优秀的50%,称职的50%。

新民周刊:现在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进入官场么?

姜宗福:也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基本上官路断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人的政治生命也有限,哪怕我现在还在官场上面,我今年42岁了,也就是还干个10年。如果我这10年从政,退下来肯定是特别平庸。

新民周刊:现在想想,你有什么遗憾吗?

姜宗福:遗憾就是政治理想没有实现,未来也不可能有了。

新民周刊: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姜宗福:我觉得现在的状态蛮好。绝大多数时候我对自己这种生活状态是很满意的,我现在有一种成就感,特别是2 010年下半年,一个是我的汉字研究方面的散文、随笔被《花城》重磅推出,这对一个搞学术的人来说,是最看重的。第二个就是对于《瓷道》的研究,我认为已经填补了一个空白。然后在高校的改革方面,有点小小的收获,我在民院有江湖地位。至于说我《官路》的出版,这不算成果,说穿了,《官路》的走红,得益于这个题材和我的这段经历,但它可能在我的整个人生历程当中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无非是把知名度提高了,不能算成果。

但有时候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落感,就是看到比我不如的、我认为很糟糕的官员还在升官的时候,自己心里还是有一种小小的落差。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确实想干事,有点政治理想的人,早早地离开了官场?

权力,你如果用好了,就是实现理想的一种平台;你用得不好,就会害了自己一生。我觉得我失去了做事的一个平台。你说不留恋,那是撒谎。偶尔失落,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毕竟过去前呼后拥,那种风光,到哪里人家都全部给你安排好了,你一坐下,人家就把烟给你放到嘴边。那种日子,永远不再有了。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贺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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